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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后真相時代》討論的是“后真相”還是“真相”?

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,本人被《后真相時代》吸引實在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。“謠言、誤傳、10萬+、陰謀論、帶節奏、病毒營銷……劇情總反轉,頻繁被打臉,真相何在?”看到出現在封面的上述介紹,我當然很有興趣

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,本人被《后真相時代》吸引實在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。“謠言、誤傳、10萬+、陰謀論、帶節奏、病毒營銷……劇情總反轉,頻繁被打臉,真相何在?”看到出現在封面的上述介紹,我當然很有興趣從這本書中探尋這一問題的答案。

但不幸的事實是,《后真相時代》和“后真相時代”相差了十萬八千里。說得再明白點,本書根本無意于討論什么“后真相時代”。

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或許,這口鍋,不該讓本書的作者來背。實際上,本書原標題的意思是我們所看到的現實,是由多個部分組成的,因此是可以被操縱的。所以,本書更應該被翻譯為“真相”,而不是“后真相”。

何謂“后真相”?“后真相”(post-truth),被《牛津詞典》評選為2016年的年度詞匯。根據《牛津詞典》的解釋,“后真相”是指“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一種情形”。也就是說,公眾不是不清楚或不明白“后真相”不等于“真相”,而是更愿意相信他們在情感上相信的“事實”。

由此可見,本書的主題——真相是怎么樣被塑造出來的——和“后真相”當真沒有多少關系。雖然在宣傳語中赫然寫著“當真相被操縱、利用,我們該如何看、如何聽、如何思考”,可事實是,本書連最基本的傳播學概念也沒能搞清。用一種有嘩眾取寵之嫌的策略來進行自我推薦,讓這本《后真相時代》顯示出令人哭笑不得的“自黑”色彩。


《后真相時代》

在強調圖書營銷的今天,這并不是不能被理解。不過,《后真相時代》留給我們的思考遠不止于此。

翻開此書,總給人以一種似曾相識之感。本書將“真相”分為四類,即片面真相、主觀真相、人造真相和未知真相。其理論基點就是,如今出現在各類媒介上的“真相”都是被操控的真相,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總有人想要誤導公眾,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可無論作者的分類是否正確,這一結論都算不得新鮮。問世于上上個世紀,至今還不斷被人念叨的《烏合之眾》就曾指出,民眾缺乏理性,依賴于信仰與權威的引導。簡而言之,民眾是盲從的。


《輿論》

李普曼的《輿論》講述的也是同一個道理,即公眾接近真相并不容易,會受到重重限制,而輿論和民意是能夠被引導的。如何破解這一困局?李普曼希望成立一個獨立于任何機構之外的,不以盈利為目的的部門,以此來保證信息的客觀和公正。可是,“后真相時代”的出現,或許已經從一個側面說明,李普曼的設想,還是帶有太多烏托邦性質。

不難看出,時光雖然在流逝,但新近出版的《后真相時代》(或許更應該被叫做《真相》)并沒有在理論建設方面更進一步。在本書中提出的“競爭性真相”“復雜性”等概念,多少顯得似是而非或者說是淺嘗輒止。我們當然明白,在這個互聯網時代,任何信息都帶有復雜性,某種簡單的語義重復并不能消解讀者的憂慮。要知道,左拉的寫實主義都擺脫不了對材料加工、剪裁的嫌疑,何況是新聞呢?

一言以蔽之,《后真相時代》說得或許不無道理,但本書和時代的脫節和疏離才是更要命的問題。提到“后真相時代”,就不能不提到新媒體的誕生和影響。托夫勒在《第三次浪潮》中認為,報紙、廣播、電影和電視都是“思想工廠”。而大規模制造出來的標準化的“事實”,經過“思想工廠”的加工,源源不斷地流向千百萬消費者。可是,新媒體已經完全顛覆了這一傳播格局。

與傳統媒體不同的是,新媒體拓寬了公眾接受信息的渠道,增加了表達意見的方式。信息傳播不再是“一對多”,而是“多對多”的復雜局面。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,李普曼、勒龐等人擔憂的問題,只是新媒體時代眾多復雜議題中的一個。今天的公眾,雖然仍有被操縱、引導之虞,但相對的,他們也不再是完全被動的群體。

那么,公眾通過新媒體主動參與和加入到信息傳播過程,能否如杜威所設想的那樣,增進信息的民主化和自由化?至少從目前來看,情況并不樂觀。社交媒體提供的多元化信息反而加強了公眾的認知偏差。“回音室效應”的存在,并沒有讓人們走向開放和包容,反而促使其愈加封閉。簡而言之,人們更愿意接受和相信和自己既有價值觀相近的觀點。

某自媒體的文章,常常被指為“販賣焦慮”,但從另一方面來說,其作品又是迎合公眾情緒、需求的結果。作者能在文章中大爆粗口、大走極端化路線,無非是因為,這就是部分讀者希望看到的結果。他們越是劍走偏鋒,粉絲越是感到“爽”。這些人不過是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知該如何說的話。

也就是說,現象級的10萬+,絕不是憑空而來,而是受眾與作者共謀的結果。兩者關系之復雜,恐怕遠不是“傳播——接受”這一傳統理論框架可以解釋的。毋寧說,如今,謠言、誤傳、陰謀論、帶節奏等現象,都不是靠單一力量可以炮制出來的,也不是靠某一方就可以操控的。

且不論《后真相時代》的學術價值幾何,其并沒有觸及到“后真相時代”的核心問題,才是最令人失望的地方。作者麥克唐納,正如本書的介紹所言,是一位“說故事大師”。但讀者更希望得到的,可能不是他所提供的“故事會”,而是更深刻、更新穎的理論框架。


《真相》

在比爾·科瓦奇和湯姆·羅森斯蒂爾合著的《真相》一書中,作者重申了在新媒體時代信息魚龍混雜的情況下“把關人”的重要性,也肯定了社交平臺為公眾提供平等交流的優勢。或許,將二者疊加,就是在“后真相時代”獲取真相的出路?

但現實情況是,不少曾經的傳統媒體和主流媒體都在有意無意之間向某種“新媒體”畫風靠攏。所謂客觀、公正、中立,越來越成為“后真相時代”的稀缺品。因此,任何過于樂觀的預測,都是不足取的。至于麥克唐納所提到的解決辦法,在信息面前保持冷靜、克制,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,則更像是天方夜譚,或者說是一句正確的廢話而已。

由此觀之,《后真相時代》給讀者留下的最深刻啟示倒是,在傳播技術不斷升級、傳播方式不斷革命的今天,相關新聞理論研究應該如何跟上時代的步伐?如何在重述經典問題的同時,深入新聞制作、信息傳播的一線?麥克唐納洋洋灑灑寫了一本書,卻已經被“后真相時代”遠遠拋在了身后,這才是“后真相時代”最可怕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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